康意老师：《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读后感

众所周知，瘟疫是一种带有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病毒的急性传染病，一旦爆发，其蔓延范围势必会越来越大，进而演变成危及全人类生命健康的自然灾害。无论是中国历代出现的天花、霍乱等病毒，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相继爆发的非典、猪流感病毒，都对人类社会的平稳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自从2020年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以后，其扩散势头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半个月内就波及全国，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新冠肺炎更是在全球蔓延，死亡人数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可怕程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这场名为新冠肺炎的瘟疫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防境外病例输入，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

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从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先人应对瘟疫的经验，从而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献海先生等编著的《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一书，对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时期的瘟疫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极大的推动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同时，在这一研究热潮的引领下，疾病史、灾害史、慈善史等领域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大大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界域。接下来，笔者拟就本书内容，谈谈自身的感悟和理解。

一、晚明时代的疫情思考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仍的历史时期，不仅水旱灾害频发，其瘟疫的严重程度同样不容乐观。尤其在万历朝以后的晚明时代，蔓延全国的瘟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的矛盾，加速了明朝的覆亡过程。作者在书中认为，万历七年至万历十六年，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三十九年的两次瘟疫和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瘟疫是危害最为严重，破坏程度极为惨烈的瘟疫，这三次瘟疫，被史学界统称为明末大疫。

晚明时代，可谓多事之秋。自万历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作古之后，明神宗在亲政的最初几年里，豪情满怀，事无巨细。然而大约在万历十四年左右，明神宗突然以头疼中风为由，对政务的处理抱着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态度，使得明朝廷的行政效率略有下降。与此同时，吏治败坏的顽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就连负有监察官员的言官也不可避免的沦为官吏腐败的催化剂，万历三十年二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曾一针见血地批评都察院的各级官员没能很好的恪尽职守，他说:“今所谓铨衡之臣，吏部是也，所谓纪纲之臣，都察院是也，往之为部院者，率多不职”。时至万历后期，因各地矿监税使无情的搜刮，许多市民和农民发生暴动和起义，而在此时，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起兵攻明。时至天启和崇祯朝，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满清铁蹄已经一步步的向大明帝国的核心地带进军，明朝统治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政局动荡，山河破碎，这对应对瘟疫等自然灾害势必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社会动乱的晚明时代，余新忠等作者在书中认为，相较于宋元时期，明朝社会应对瘟疫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尽管明朝廷仿照宋元旧制，在全国设立医学和惠民药局，其中，医学用来训练医官，惠民药局用于救治病人和储存药品，但在晚明时期，这两个机构的运行情况不太乐观，比如惠民药局在明初设立以后，在明中期以后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嘉靖中期，全国的惠民药局，多数已被废弃。万历以后，惠民药局仅存基址，一片残破不堪的景象。医学的运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弘治年间，有人指出，医学中的医师极尽搜刮之能事，医德严重缺失，万历以后，吕坤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在医学中充斥着许多不懂医术的庸医，根本起不了救治疫病的作用。不仅如此，就连地方官员也对救治瘟疫抱着敷衍塞责的态度，至于体察民情和关心民瘼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

鉴于晚明时期，明朝廷和地方政府救治瘟疫的消极和不作为，所以明末瘟疫救治主要依靠民间士绅等社会力量来推行。比如在万历年间，杨东明在他的家乡河南虞城建立了以施药为主的广仁会。崇祯年间，致仕家居的官宦祁彪佳面对家乡严峻的疫情形势，多次出自与当地医生订立治疗合同，从而取得不错的成绩。

总之，在明朝后期，政府在应对瘟疫上明显力不从心，民间力量则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疫病史的研究反思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先民必然会有较多的与瘟疫斗争的经历并留下相对丰富历史记载。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像欧洲黑死病那样对人口和社会产生结构性和根本性影响的显著事件，但在汗牛充栋的历史古籍中，存在着大量值得研究的疾疫史资料。尤其是各种地方志里，记载有关祥异的疫情可谓不胜枚举，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瘟疫蔓延的趋势日趋明显，因此，作者在选取晚明和清代的瘟疫中，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国近世瘟疫发生的一般规律，同时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与传染病斗争历史与成就、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确立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而更深人理解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理路和所谓的近代转型，同时为现实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但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此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因此，历史学界还须进一步挖掘与中国古代疫情有关的新史料，这些新史料不仅包括文献记载，还包括碑刻 口述史料 契约等，通过利用新史料，来进一步揭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获取对历史上瘟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做到怀古鉴今，以史为鉴。通过阅读余新忠等所著的《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一书，一方面，使今人能够对中国近古时期的瘟疫特点和社会救助进行了解，探寻古人在应对瘟疫中的经验得失，另一方面，结合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反思中国和世界在应对疫情中的合作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