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篇《掩不住光芒的汉高祖》的短文里,通过《高祖本纪》谈到了司马迁作史的实录精神,本文将继续就《项羽本纪》探讨《史记》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也秉承了春秋笔法的实录精神。
之前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过司马迁因李陵之灾遭遇宫刑,其内心必然对大汉其他帝王也心怀芥蒂,也必然在其情感的天平上偏向于楚汉相争中的项羽一面,这也就是他之所以把本未当过帝王的项羽归入了记帝王的“本纪”之中的缘由了。然即便如此,司马迁也绝没有违背了“不隐恶,不虚美”的春秋笔法,而是对项羽的缺点作了淋漓透彻的如实记录,用以揭示其失败的原因,表达自己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同情惋惜。请看项羽: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于是项梁乃教籍学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学什么都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项羽在会稽见到秦始皇时曰,“彼可取而代也”。——何等狂妄,不自量力,与刘邦初见秦皇的那种仰慕大志对比太强烈了。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多么欠周思,少密虑,且又不自信啊!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垓下歌”固然体现了项羽多情善良,怜香惜玉的美好情感,但其英雄气概稍逊,政治方略全无,与刘邦“大风歌”差之岂止千里!
东城一战,项羽为其仅剩的二十八骑,淋漓痛快地表演了一番“溃围,斩将,刈旗”,让“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神威,以之证明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观点,还神气十足的问手下兵士,“何如?”——逞一时之威,只顾眼下的解恨之快,不虑长远谋略,其乃匹夫之勇,全无帅才气度。
乌江亭长劝其东渡时,项羽笑曰:“天之亡我,何以渡为!”又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此倒是英雄慷慨,但死要面子,是不是有点英雄气短的感受呢?
另外,我们还是从《鸿门宴》一节中了解一下项羽,他听了曹无伤密报后,马上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多么不可一世,不把刘邦放在眼里啊!后来听了项伯“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的话后,他自己也觉得是这个理,不仅不处罚项伯的叛徒泄密行为,反大发其妇人之仁,听不进范增劝其杀掉刘邦的忠告,放过了刘邦,错过了一次消灭对手的机会,放虎归山,导致日后刘邦有机会壮大,成为他霸有天下的最大竞争对手。
综上所述,司马迁并没有因为情感天平偏向了项羽,而对项羽作太多的主观上的褒美,而是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对项羽作了实录性的记述,即使在“太史公曰”中也批评项羽,“怨诸侯叛己,难矣”,“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责,过矣。乃引‘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实录精神,是值得后之著史者借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