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友兰】康意老师：《荒政丛言》读史札记

在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名叫林希元的官员写了一本关于救灾方面的奏疏汇编，名曰《荒政丛言》。这套《荒政丛言》奏疏被收录到林希元的《林次崖文集》中，是了解和研究明代灾荒的重要史料。林希元在泗洲任上之时，恰逢长江以北发生严重的灾荒，面对民不聊生的惨状，林希元在具体的救灾实践中总结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救灾举措，将其汇总，故得名《荒政丛言》。不久，林希元将此奏疏面呈明世宗，请求朝廷付诸实行，此疏得到明世宗和其他官员的一致赞同。笔者在研读过程中，将林希元的每一条荒政举措进行分析，希望通过阅读此书，以求加深对明代荒政的理解。

在第一部分中，林希元认为，救荒“得人难”。林希元所说的“得人难”是指在救灾活动中,要想选任一批廉洁高效的救灾官员是比较困难的。救灾属于政府民政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官员进行救灾是份内职责，如果救灾官员用人不当，势必给灾民的切生利益带来危害，林希元云:“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无方，奸弊四出，饥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饥，府库之财徒为奸雄之资，百万之费不救数人之命”。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选用合适的人员来赈灾?林希元认为，巡按御史、巡抚等官员应对府州县官进行甄别和考察，凡是贤能并且廉洁的人员，都在选用之列，“欲令抚按监司，精择府州县正官廉能者，使主赈济；正官如不堪用，可别拣廉能府佐或无灾州县廉能正官用之”。此外，林希元认为，对于民间社会中的仗义疏财者，政府的赈灾活动中也应该予以选用。

第二部分，林希元主张“垂死贫民急施粥”。在明前中期，煮粥赈济多是地方官在应对灾害之时所采取的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没有广泛应用，也没有形成一种较正式的救荒制度，从嘉靖年间以后，由于吏治腐败，国家财力紧张，官员遂在救灾中把煮粥赈济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救灾方式。林希元在泗洲赈灾中，亲眼目睹了“垂死之民”暴毙的情形，对此，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灾民，林希元在奏疏中就特别强调施粥赈济的重要作用，他说:“若夫垂死之民，生计狼狈，命悬顷刻，若与极贫一般给米，则有举火之艰，将有不得食而立毙者矣。惟与之粥，则不待举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济须臾之命，此粥所以当急也”。同时，为了提高救灾效率和质量，在煮粥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和食材等质量的好坏也十分关键。如果从中掺杂有害物质，就会对饥民的健康产生危害，为此，林希元认识，必须由品行端正和诚实可靠的人来监督煮粥中的食材质量，他在《荒政丛言》中说道:“作粥之法，又虑生熟不齐，参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则民蒙实惠矣”，明人耿橘亦云:生水食之，往往致疾，且有插和杂物于米麦中，甚至有插入白土石灰者，立见毙亡。”王士性在救荒实践中也严禁将“生水搀稀致久”。

与此同时，林希元还认为，在严重的灾荒中，对于身患重病的灾民,明朝政府还需向饥民发放药材，这就是林希元所说的“疾病贫民急医药”。在林希元看来，“盖时际凶荒，民多疫疠”，灾荒中瘟疫的出现，往往会对人体的生理健康和机体免疫力产生危害，加之瘟疫的传染速度也非常迅速，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造成大面积的疫灾泛滥，因此，及时救治身患疫疠的病人，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林希元主张先在被灾区域开设药局，再由政府制定花阑小票，患有疾病的饥民可以凭借此票来领取药物，他在《荒政丛言》中说:“令郡县博选名医，多领药物，随乡开局，临症裁方。郡县印刷花阑小票，发各厂赈济官，令多出榜文，播高远近，但是饥民疾病，并听就厂领票，赴局支药”。如果在发放药材中存在侵吞克扣行为的，要严厉处置。另外，林希元主张“既死贫民急募瘗”，即对因灾死去的尸体进行掩埋。“盖大荒之岁，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不为埋瘗，则形骸暴露，腐臭熏蒸，仁者所不忍也”，从林希元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灾荒年月，因灾逃荒的饥民死去以后，如果不对其遗体进行掩埋，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无形中加快瘟疫的扩散，可见，掩埋尸体既有利于控制疫情的传播，也有利于净化城乡的公共卫生环境。林希元在泗洲救灾过程中，通过雇佣身强力壮的百姓来建立义冢(古代用于埋葬许多贫民的公共墓地)，他的具体做法是:“择地势高广去处为大冢，榜示四方军民，但有能埋尸一驱者，官给银四分，或三分。每乡择有物力行义者一人，领银开局，专司给散，各厂赈济官给与花阑小票。凡埋尸之人，每日将埋过尸数呈报该厂领票，赴局验票支银”，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林希元通过雇佣灾民并给予经济报酬的方式来建立义冢，在这种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许多贫民自然愿意出力做工，因此，此令发布以后，四方灾民“趋者如市”，而且，林希元也对此次掩埋工作取得的的成绩予以肯定，他说:“数日之间，野无遗骸，官不费力，而死者有归，至简至便”。除此之外，在明代，不仅政府组织掩埋尸体，一些乐善好施的富民往往也会采取掩埋尸体的方式，比如:“童悦，字思道,黄岩人,岁大疫,贫民率委沟壑,悦捐资施棺,郡县表其门曰善士”。嘉兴府义士陈淮，“嘉靖戊午饥疫，煮粥施药全活甚众，亲旧贫无归者为之掩埋，有司旌表建坊”。嘉靖戊子间，浙江平湖县发生饥荒，紧接着又出现瘟疫，当地的乡绅陆基诚“复设义冢地，市棺收瘗，施药全活甚众”。崇祯初年，疾疫流行，许多无主之尸暴露在外，浙江杭州府富民詹应夔“买木置棺，悉为埋葬”。

在第三部分中，林希元主张在救荒中采用以工代赈的救济手段。以工代赈简称工赈，即政府或者民间富民通过雇佣灾民来从事公共工程的建设，并根据灾民出力的多寡，由政府或富民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这份劳动报酬有助于灾民渡过灾荒。以工代赈在明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在明人所著的荒政文献中还把工赈专门列为一节，反映了明人对工赈在救灾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林希元在其《荒政丛言》中说道:“兴工役以助赈。凶年饥岁，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当修在在有之，穷饿垂死之夫固难责以力役之事，次贫、稍贫人户力任兴作者……故凡圮壊之当修，湮塞之当濬者，召民为之，日受其直，则民出力以趋事，而因可以赈饥，官出财以兴事，而因可以赈民，是谓一举而两得。”崇祯年间的官员祁彪佳在其《救荒全书》认为，以工代赈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荒政手段，在他看来，“弛役者，顾无益之役固应弛，若役之有益于农事，有益于公家，俾贫民受此工资，聊给朝夕，诚一举而两的。”又说:“兴工之有益救荒者，莫过于开垦修筑。如修筑一节，令有田而饶者出米，有田而贫者出力，借此佣工，可得升斗”。由此可见，在明人眼中，以工代赈往往带有一举两利的优势，它既有助于国家公共工程的修建，又能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对于减轻灾荒的严重程度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有效作用。林希元在泗洲救荒中，就曾利用工赈的方式来救济灾民，但有些官员提出质疑，认为荒年修建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其实，以工代赈的目的不在于修建大规模的工程，主要是赈济灾民，林希元解释说:“荒年工役之停止者，盖谓宫室、台榭之类之可已者”，他认为，对于那些亭台楼阁等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工程，不用修建，而对于水利工程以及城池建设等与灾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工程，则是工赈的对象，这是林希元在工赈方面的见解。

在第四部分中，林希元就荒政中的禁止侵吞赈灾粮饷作了阐述。吏治腐败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代的痼疾，其在国家的各种事务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明朝也是如此。荒政作为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事务，各级官吏在其中的渎职贪腐亦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涉及到赈灾粮饷，人们的贪欲不免而来，“盖人心有欲，见利则动”。林希元总结了官员在赈灾中贪污腐败的集中表现，他说:“朝廷发百万之银以济苍生，而财经人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耆正副类多染指，是故银或换以低假钱，或换以新破米，或插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诡名盗之，或冒名开领，情弊多端，弗可尽举。朝廷有实费而民无实惠者，皆侵渔之患也”。同时，林希元又引用《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中对官吏救灾腐败行为的惩处规定，进一步强调了侵吞赈灾物资的违法性，如《大明律》中规定:“凡监临主司盗仓库钱粮者，问罪刺字；至四十贯者，斩”，《问刑条例》中规定:“宣大、榆林等处及沿海去处，监临主守盗粮二十石、银一十两以上者，问罪发边卫，永远充军”。但法律是人制定的，又要靠人来实施运作，在吏治腐败的明朝中后期，赈灾中的贪污行为是无法遏制的。

在第五部分中，林希元谈道，救灾中贵在迅速。救灾犹如救焚，一刻也不能耽搁，早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多次强调，救济灾民，刻不容缓，为此，明太祖确立了先赈后闻的原则，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令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赈贷，然后具奏。”清人陆曾禹评价明太祖的这种“先赈后闻”是“仁心仁政，悉包罗无遗矣”。林希元在其《荒政丛言》中更是强调了救灾贵在迅速，他说:“臣闻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济。民迫饥馁，其命已在旦夕，官司乃迟缓而不速为之计，彼待哺之民岂有及乎？此迟缓所当戒也”，在林看来，面对处于困境中的灾民，如果明朝政府不能及时救助，必然会让大量的灾民丧生，因此，绝对不允许迟延救灾。另外，林希元又谈到了在赈灾中关于朝廷派遣官员的问题。我们知道，一般说来，某地发生重大灾情以后，朝廷通常会派中央官员前往灾区进行核实和查勘灾情，这对之后的顺利赈灾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朝廷派遣的官员来到地方，地方各级官员为了迎接京官，往往铺张浪费，搞得声势浩大，这样，不仅对于救灾于事无补，反而给地方增加了一定负担，林希元在地方多年为官的实践中，对于这种现象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民方饥饿，财方匮乏，而王人之来，迎送供亿不胜劳费，赈济反妨，实惠未必及民而受其病者多矣”。林希元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对此，他主张由地方官直接负责赈济，“专敕抚按官员，令其照依朝廷议拟成法，仍随所在民情、土俗，参酌其中，督责各道守巡等官，分督州县，着实举行”。

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作为明代的荒政文献，他所讲到的各种救灾方式，集中体现了其在救灾实践中的灾荒观，对研究明代灾害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